编者按：王浩宇，晋中信息学院艺术教育中心音乐制作教师、吉他教师。中国音乐家协会电子音乐协会会员，三级录音师。2018年9月入职，长期从事大学生艺术团摇滚乐团教学与原创音乐制作指导、学生社团指导（木风吉他协会、SPOTLIGHT说唱社）、录音棚运营与音乐制作、大型艺术实践活动策划导演等工作。先后参与制作音乐剧《破立》《新世界》《困鸟的十二平均律》及各类原创音乐，曾担任魅夜乌马河戏剧节开幕式导演、迎新晚会导演，曾获完满教育年度先进个人、优秀社团指导教师。

2018年9月11日，我拎着一把琴走进了晋中信息学院。

说“拎着一把琴”其实不太准确。准确地说，我是拎着一种模糊的预感来的——直觉告诉我，这所学校的艺术教育中心大概和多数高校的一样，有一间积灰的琴房、一台时灵时不灵的调音台、以及若干个被“学分”驱赶来凑热闹的学生。

然后我被拉去了乌马河校园音乐节的筹备现场。

一个高校，居然有自己的大型音乐节。不是那种搭个台子、接两个音箱、唱完一首应景的歌就收工的“文艺汇演”，是真金白银、真灯真音响、真乐队真台下尖叫的那种音乐节。我站在场地中央看了一阵，觉得自己的预感可能出了点偏差。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触碰到“完满教育”这个词。它写在文件里的时候像个口号，落在音乐节的声浪里的时候，忽然就有了温度。

种子和递水的人

入职后第一件事，是带大学生艺术团摇滚乐团，一直带到今天。吉他教学这件事，说起来浪漫，做起来琐碎——你得先教会一个新生怎么握拨片，怎么数拍子，怎么在按F和弦的时候不把手指头按出血。然后才是音色、推弦、揉弦、即兴，才是那些听起来像那么回事的东西。

但在这个过程里，我发现了一件连自己都意外的事：比起教他们弹琴，我更上瘾的是帮他们做自己的歌。

最早让我感受到这件事的快乐和意义的是已经毕业多年的学生徐文洲。他当时为参加校园原创歌曲大赛写了首歌叫《幸与温柔》。我在录音棚里帮他编曲、混音、一遍遍打磨，看着他的想法从一段哼唱长成一个完整的作品——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像是看着一颗种子在你手里发了芽，而你知道这颗种子本来就是他自己的，你只是恰好递了杯水。

从那以后，我便一直深耕学生原创音乐的帮扶制作。一首，两首，十几首，五十几首。每一首都是一个人的某个瞬间，某种说不出口的情绪，被按进了节拍器里，又被从音箱里放了出来。有些歌做完了会演，有些歌做完了就躺在硬盘里，但我知道它们都在——像信院这些年攒下来的某种隐秘的底气。

学生社团这边，木风吉他协会是我一直在带的。它像一个老朋友，不喧哗，但始终在。每年有新人来，有老人走，吉他声从琴房走廊溢出来，像是信院自带的背景音乐。

真正让我始料未及的是SPOTLIGHT说唱社。

2022年，领导让我接手这个社团。要知道我是一个正儿八经科班出身的作曲专业生。在我受过的训练里，音乐是和声、是对位、是曲式、是调性布局，是巴赫写了上千首作品的那种精密与严谨。说唱？在我当时的认知体系里，它大概排在“不太算音乐”和“勉强算节奏”之间的某个灰色地带。

我带着这种偏见，去接触了这个团队。然后被打了脸。

不是那种被作品"惊艳到"的打脸——说实话，他们当时的技术和专业歌手还有距离。让我震动的是另一种东西：生命力。那是一群对生活观察得极其细腻、对自我表达有着近乎本能渴望的年轻人。他们写词，写的不是风花雪月，是"我不知道未来在哪但我知道我现在想喊出来"的那种真实。他们还有极强的凝聚力。一个说唱社团能把自己拧成一股绳，靠的不是行政命令，是真的喜欢、真的投入、真的在乎彼此的东西。排练室里互相喊"再来一遍"的时候，那种热乎劲儿，是装不出来的。

偏见这种东西，最怕遇见活人。面对一群鲜活的、滚烫的年轻人，我的"科班优越感"溃败得很快。溃败之后，我开始了一种更深的指导——不只是技术层面的，是真正坐下来，和他们一起做音乐，一起打磨每一句歌词的呼吸感，一起在录音棚里待到深夜。

后来我想，完满教育的妙处大概也在这里：它不要求你一上来就是"对的"，它只要求你是"在场的"。你先到场了，然后改变才有可能发生。这话对说唱社的学生成立，对我这个老师，也成立。

从作坊到棚子

如果说学生团队是信院给我的一片土壤，那录音棚就是我在这片土壤上亲手搭起来的棚子。

2018年刚进校的时候，录音棚还谈不上“棚”。老学生活动中心202，一间很简陋的房间，设备有限，隔音勉强，我管它叫“作坊”——作坊的意思是，它什么都能做一点，但什么都不太正经。我们在那间作坊里录过demo，剪过伴奏，也修过凌晨四点录崩了的人声。夏天热得设备都在喘气，冬天冷得手指头按弦都不利索。

但就是那间作坊，陪我度过了在信院最初的那几年。很多东西就是从那间不太正经的房间里出来的——最早一批学生原创音乐，最早的几场演出的伴奏带，以及我对自己“到底能不能在这所学校扎下根”这件事的反复确认。

2022年，学校开始建设专业录音棚。我记得第一次走进去的时候，站在隔声门里面，看着崭新的设备，愣了一会儿。不是因为设备多贵重——而是因为我忽然意识到，从202那间“作坊”到眼前这间专业的棚子，这段距离，正好丈量了我自己在信院走的路，也丈量了这所学校这些年的生长。

某种意义上，录音棚的进化史就是信院的进化史。学校在往前走，我也在往前走，而那些被关在隔声门后面的声音，是我们共同走过的证据。

音乐剧是我在信院做的另一件事。《破立》《新世界》《困鸟的十二平均律》——每一部都是一次“把自己拆开再拼回去”的过程。音乐剧不只是写歌，它是要你为一个故事、一群角色、一种情绪找到声学的表达方式，然后在舞台灯光和演员调度之间，让这些声音成为另一个维度的叙事。

《困鸟的十二平均律》是我尤其想做好的一部。它的主题里有困顿、有挣脱、有不甘于被定义的声音——我私心里觉得，这和信院的气质很像。这所学校不是那种“出身好”的学校，但它一直在发出自己的声音，而那些声音，是真实的、有分量的。

除了音乐剧，五十余首原创音乐，配合过学校几百场各类活动赛事。几百场——这个数字听起来像是在炫耀，但其实更像是在还债。每一场活动背后都是无数个在录音棚和排练室之间穿梭的深夜，是无数次“这个音不对”“重来一遍”“再重来一遍”的循环。我有时候怀疑，信院的录音棚灯是不是从来没关过。

另一种战场

大型艺术实践活动，是另一种战场。

魅夜乌马河戏剧节开幕式、迎新晚会——做过导演的人都知道，“导演”这两个字翻译过来就是“所有人都在问你问题，而你必须假装自己有答案”。戏剧节开幕式，你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把一整届戏剧节的精神气质压缩成一个开场；迎新晚会更直接，那是新生对这所学校的第一印象，你要让他们在散场之后，觉得选对了地方。

做导演这件事，说到底就是在无数个“差不多了”和“还不够”之间做选择。每一次我都会选“还不够”，然后大家就会陪我再熬一轮。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不恨我。

我还邀请过郭曲、柴海清等乐队及艺人来学校演出和做讲座。每次邀请外面的音乐人进来，我都有一种私心：我想让信院的学生看到，“外面的世界”并不远，它就站在你面前的舞台上，弹着琴，跟你说着和音乐有关的一切。视野这个东西，有时候就是一场演出的距离。

至于原创歌曲大赛、原创民谣邀请赛、合唱大赛，这些赛事的意义从来不在于谁拿了第一。它在于一个学生在比赛结束后，忽然认真地看着你说：“老师，我想把我这首歌做完。”那一刻，你做的事就有了意义。不是那种宏大的、写在总结报告里的“意义”，是更具体、更小的——你知道这个学生被点着了，而这个火，会一直烧下去。

灯没关过

写到这里，我回看了一眼，2018年9月11日到今天，竟然已经这么久了。

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完满”这个词不再是一句口号。它是202那间作坊里深夜亮着的灯，是徐文洲录完《幸与温柔》时长出的那口气，是说唱社的孩子们在排练室里互相喊“再来一遍”的劲儿，是专业录音棚隔声门关上之后的那一瞬安静。

它还是那场乌马河校园音乐节上，灯光亮起来的那一刻，台下所有年轻的面孔。

我不太擅长煽情。做了这么多年音乐，我知道最好的情感表达从来不是“大喊大叫”，而是克制——是你在混音的时候，把某一轨的音量推上去零点几分贝，然后停手，因为你知道再多就过了。

在信院的日子大概也是这样。不需要太多豪言壮语，把该做的事做了，把该发的声发了，然后让时间去做剩下的那部分判断。

乌马河还在流。而我知道，它两岸的声音，不会停。

供稿：艺术教育中心

二审：刘佳

终审：路艳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