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玥，女，2005年5月生，山西太原人，晋中信息学院远景学院英语2305班（毣谷书院）学生。一个“外研社杯”全国英语辩论赛，让董卓玥收获满满，从说不出口，到知识积累不够，再到逻辑思维训练，她感觉赛后自己脱胎换骨般成了另外一个人。

说不出口

大二下学期，我看到了“外研社杯”全国英语辩论赛的通知，英语老师鼓励我报名： “你英语专业的底子不错，词汇积累有优势，再加上你之前就有参与辩论赛的经验，不妨大胆试试。”

但我还是很忐忑。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全英文的辩论赛，不知道里面的水到底有多深。

果然，真正踏入赛场，我才发现，挑战远比想象中还要大——我不仅要跨越语言壁垒，还要适应完全陌生的赛制——比赛采用英国议会制，是2V2的模式，和中文辩论赛完全不一样。辩题全程保密，选手只有15分钟的准备时间，且不能使用任何电子设备，所有论点和表达都只能依靠自身的知识储备与临场思维。

我面临的第一个难关，是“说不出口”！

在学校举办的选拔赛上，这个困境暴露无遗。看到辩题，我的第一反应是慌张——明明心中有了中文论点，却卡在“如何用英语表达”这个环节上——我得先把英文辩题逐词翻译成中文，在脑海里反复梳理论点、构建逻辑链，再把这些中文思路重新翻译成英文，还要确保表达流畅、语法正确，这个过程既耗时又容易出现逻辑断层。

“你先说说你的想法吧”搭档边在纸上写写画画边和我说。

“我……我还没理清，你们先说吧。”我第一次如此手足无措，平时参与辩论赛时的从容和自信荡然无存。

轮到我发言时，我看着提前写下的几个中文关键词，努力在脑海里搜寻对应的英文词汇。“First……”刚开口，就卡了壳，原本梳理好的思路一下子就混乱了。

“如果我没有字典，感觉我只能用中文和你辩论。”赛后，我苦笑着对队友说。

对我来说，一遇到不会的词，就总会不自觉地打开网易有道词典查词翻译。但这种长期的依赖已经形成了惯性，没有词典的辅助，我就像失去了“拐杖”，只能用最简单、基础的词汇堆砌观点。

虽然最后我侥幸通过校赛，拿到了参与华西地区复赛的资格，但这份“说不出口”的窘迫，让我看清了自己的短板——要想走得更远，必须跨过“翻译思维”这道坎，学会用英语直接思考、直接表达。

初遇“滑铁卢”

为了跨过“说不出口”这道坎，我和搭档开始了密集的专项训练。

我们从网上搜集了大量英文辩题，小到生活现象，大到国际政策，都拿来当作模拟素材。每次练习都严格遵循比赛规则，设定15分钟准备时间，禁用电子设备和词典，完全依靠自身积累构思论点。一开始，我还是会不自觉地先在心里用中文打好草稿，再逐句翻译成英文，常常超时不说，表达也特别生硬。

指导老师白玲玲与孙建英两位老师，帮我们点出了核心要义：“中英文思维转换的关键，是跳过翻译的中间环节，让英语成为思考的工具，而不是表达的障碍。”

老师让我们先用中文阐述观点，理清逻辑，再引导我们用英语重新组织表达。在老师的帮助下，我们调整了训练方式——先花3分钟快速梳理核心观点，用英文关键词列出逻辑框架，再用剩下的时间填充论据、组织语言。遇到想不起来的词汇，就先用简单的同义词替代，结束后再查阅、背诵。

带着这段时间的积累，我们踏上了华西赛区复赛的赛场。

这次比赛的强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料。两天的时间里，我们要赛6场，每场都将近两小时。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中间只有匆匆吃饭的片刻喘息，高强度的节奏让身心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更雪上加霜的是，比赛中，我们遇到了一个大问题。

那场的辩题是THS public schools teaching anti-appearance-anxiety curriculum to fightagainst Influencer Culture.（公立学校的‘反外貌焦虑课程’并非对抗网红文化的最佳解决方案，且可能带来负面后果”)，这个辩题远比我们之前遇到的都要抽象深奥，背后牵扯到社会认知、伦理道德等多个层面的问题。

刚拿到辩题，我们就被难住了——意思大致能理解，但深入剖析，却发现我俩知识储备严重不足，完全不了解这个现象背后的政策理念和影响。没办法，我们只能从表象上简单的分析我们的看法和对这一现象的认知，但说来说去总觉得浮于表面，没有论据支撑。

果然，不管我们再怎么努力，论点依旧很空，完全立不住。那场结果出来，我们是最后一名。我心里五味杂陈，失落、沮丧甚至有些自我怀疑：是不是我们真的能力不够？

赛后，我们复盘后明白，失利主要是因为我们知识储备不足。

于是，我们调整了心态和策略，每场比赛前都尽可能地拓宽思路，多看一些政府政策的文献；辩论中，我们更加注重逻辑链的完整性，减少逻辑漏洞的出现。同时，我们也加强了彼此之间的沟通，拿到辩题后快速分工，一人负责主论点，一人负责补充论据。

这种努力给我们带来了不错的成绩。最终，我们拿到了华西赛区的金奖，在一百零八多支队伍里冲进了前三十强，获得了参与全国总决赛的资格。

喜悦之余，我们清醒地意识到，那道辩题暴露出的知识短板，以后在全国的赛场上也将是致命的。面对仅剩一个月的备赛时间，我们开始了一场系统性的知识“填坑”行动。

我们不再泛泛地阅读，而是首先分析了历年国赛的高频议题，将重点锁定在科技伦理、社会政策、国际关系和教育公平等几个核心的领域，之后分工精读各类政治政策类的文献、BBC新闻的深度报道，或者来自权威期刊的学术摘要。

在阅读分析时，我们用英文抓取文章的核心论点、关键数据和逻辑链，记下要点作为积累的素材。遇到复杂的科学类概念，比如“算法偏见”或“碳中和路径”等生僻的表达，我们会一起查询相关的背景资料，用最简单的英语互相解释，直到两人都能理解透彻。

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学会了如何快速拆解一个陌生议题——先抓住核心矛盾，再寻找支撑的实例和理论，最后划定出正反两方的逻辑框架。之后再进行模拟辩论，在两方交锋中检验各自积累的素材是否扎实、逻辑是否严密。

这种能力给了我很大帮助。国赛正好是在六月，也是我最繁忙的时间段，正好撞上了我的英语专业四级考试和“三晋·光影杯”颁奖典礼的筹备。那段时间，我仿佛成了“八爪鱼”，每天在不同任务之间切换。快速拆解议题，和我在辩论中学到的“框架思维”，让我做到了合理分配时间——我绘制了一张极尽详细的时间规划表：早晨背辩论中的高级词汇和句式，模拟辩论、与搭档线上磨合，上午上课，下午的课余时间啃专业书、复习专四，晚上就看一些政策文件、社会评论，拓展知识面。

全力的准备给我们带来了回报。国赛中，两天八场高强度的比赛反而没有复赛时那么紧张。我们遇到过完全陌生的科技伦理类型的辩题，也遇过极强的对手。也会有时候，对方抛出的案例和数据让我们一时语塞。但和之前不同的是，我们心态很放松，在不断的训练和积累中也不再依赖中英转换的“翻译思维”，而是直接用英文关键词搭建论述框架；不再过度追求词汇的华丽，而是首先保证核心论点清晰、逻辑有力。

最终我们获得了全国总决赛铜奖，这是我们学校参与外研社英语比赛以来取得的最好成绩。

在赛后总结时，我说，要感谢学校提供的参赛机会，也感谢老师悉心的教导与帮助让我们获得成长和提升。我没有说出的还有很多，比如，我觉得我收获的不仅是一个证书，更重要的是，让我深刻接触到国际规则、社会政策与跨文化语境下的复杂现象，还系统训练了我快速构建逻辑、多角度剖析议题的能力，为锤炼思维找到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之后，我为自己定下了一个职业目标：成为一名涉外律师，在不同立场间寻找平衡，用严谨的逻辑捍卫公平正义。